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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霽蒼
　　張霽蒼，國際在線副總編。ssd固態硬碟測試短期從事過記者工作，之後長期從事編輯工作。對國情、政情有自發而持續的關註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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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兩會“故”事介紹了在兩會的歷史上，曾經長期由副職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常委會作年度工作報告，同時，代表新竹二手餐飲設備國務院作工作報告的也並不總是總理。今天，筆者就接著這個話題，和大家說說其中的因由。
　　當然，筆者有必要事先說明，以下所要中谷餐飲設備說的“因由”，都只是筆者根據史料所作的個人判斷，並不來自於官方說法。
　　還是先從政府工作報預防癌症的方法告的報告人說起。
　　從1949年到1976年，我國中央政府的總理一直是周恩來。不過，就像上一篇“兩會‘故’事”里說到的，代表中央政府向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報告政府工作的，卻並不總是周恩來，有時是他的副手。預防癌症食物這是為什麼呢？
　　按照公開發表的眾多黨史資料的表述和很多老一輩革命家的評價，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當中，周恩來最為人稱道的本領，是他非凡的綜合協調的能力和他的大局觀。如果就某個領域而言，他最優於其他人的，也是與上述能力相關的外交才能。同時，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也有幾位大家公認的經濟方面的能人，他們是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所以，在一些年份，就由周恩來和他的幾位副手共同向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報告政府工作，幾個人按各自分工來報告不同領域的工作情況。在這樣的框架下，周恩來作的常常是“政治報告”，或者是紹外交領域的工作，陳雲等報告經濟方面的工作。有的年份，可能由於經濟工作在國務院的各項工作當中所占比重極大，因此，在當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也就只由主抓經濟的副總理代表政府向大會作報告，周恩來也就“隱身”了。1955年大概就屬於這種情況。這一年，新中國第一個有關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需要在人大會議上審議，經濟發展無疑是當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代表國務院向大會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的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同時，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代表政府作了關於一九五四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五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周恩來總理沒有作任何報告。
　　1978年我國開始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國家各方面的運行機制逐漸進入規範化的軌道。總理畢竟是國務院的第一責任人，於是，從1981年開始，由總理代表中央政府向全國人大報告工作的作法就被固定下來，延續至今。
　　接著談談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的報告人身份變化的因由。
　　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是劉少奇，他的任職時間是1954年到1959年。這期間代表人大常委會在每年的人大會議上作工作報告的，是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為什麼不是委員長劉少奇作報告呢？筆者沒有看到過官方的相關解釋。我們不妨根據當時的情況作些推斷。
　　在擔任委員長的同時，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內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二把手”。毛澤東通常是“抓大事”，黨內很多具體工作是由劉少奇負責的。而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黨的地位，黨內的很多事情實際也就是國家的事情。由此可以判斷，劉少奇在對自己的精力和時間進行分配的時候，可以分派到人大工作領域的比例不會很大。因此，由副委員長代表常委會作工作報告，也就成為一種合乎邏輯的選擇。
　　在劉少奇之後，從1959年到1976年，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職務的是朱德。毋庸諱言，在這個年代里，我國的政治形勢大多數時間處於不正常的狀態，人大的地位被削弱，一些年份根本就沒有召開年度會議，即使召開，一些年份的會議也沒有設定常委會向大會報告工作情況的議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由誰來代表人大常委會向大會作工作報告，已經算不上是一件重要的事。加之朱德開始擔任委員長職務的時候，已經是73歲的年紀，由這樣的老人家來宣讀報告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因此，在朱德17年的任期內，在有人代表常委會作工作報告的那幾個年份，都是由副委員長來承擔報告人的職責。
　　在朱德之後，葉劍英、彭真、萬里先後擔任委員長職務。這期間，人大的作用和地位在逐漸恢復。不過，他們擔任委員長職務的時候，也都已是七、八十歲的高齡，同時也還在黨內擔任要職，因此，在人大內部主持日常工作的，也都是排名靠前的副委員長，代表常委會作工作報告的，也就依然是副委員長。
　　喬石開始擔任委員長的時候不到七十歲，不過在他的五年任期內，依然延續了由副委員長作工作報告的慣例。這也許和他一貫的行事低調的風格有關。自1998年從委員長的職位上退休後，喬石幾乎沒在公開場合出現過，百度百科上有關喬石的介紹相比於其他已退休領導人也是簡單得多。
　　上一篇“兩會‘故’事”中已經提到，結束由副委員長代表常委會作工作報告歷史的，是李鵬委員長。對此，不妨可以這樣認為，這是我國政治生活逐漸走向正常和規範、人大的作用和地位在國家政治架構中不但得到加強和凸顯的標誌之一。
　　最後再來分析一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報告人身份變化的可能原因。
　　政協的情況，筆者認為和人大是有類似之處的。從1949年到1983年，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先後擔任全國政協主席。他們在擔任政協主席的同時，還都擔任著黨、政、軍的重要職務，政協工作在他們的所有各項工作中必然只能是一部分工作，甚至是並非主要的工作，這是那個年代我國的國情、政情所決定的。其後接替這一職務的是鄧穎超和李先念，他們擔任這一職務的時候也都年事已高。由於以上原因，從1949年到1993年，在政協內部主持日常工作的，也都是副主席，代表政協常委會作工作報告的，也是副主席。
　　1993年，李瑞環開始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當時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7位常委之一，排名第四，時年59歲，可謂位高權重，年富力強。可他在兩屆、十年的任期內，也依然沒有親自代表政協常委會作工作報告，報告人依然是副主席。
　　雖然李瑞環主席沒有代表常委會作過工作報告，但他在政協的發展史上卻留下了濃重的痕跡，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政協工作是十分重視和投入的。在他擔任政協主席的十年，每年他在政協大會閉幕會上的講話，都是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好事者”期待的“壓軸”節目。關於這一點，筆者的下一篇“兩會‘故’事”將有詳述。
　　在李瑞環主席之後，賈慶林主席開始了他兩屆、十年的任期。在任期的第一年，作常委會工作報告的，依然是政協副主席。從第二年開始，賈主席也像李鵬委員長在人大所作的一樣，開創了由正職代表常委會作工作報告的歷史。　　（原標題：兩會“故”事之五：“副”有道理“正”有因由）